十二 沉重的时代

文革前，矿山虽然贫穷落后，工作和生活困难重重，但大家都在艰苦奋斗，领导和群众没有太多差别，也没有太多的矛盾。邻里相处和睦团结，大家对生活充满信心。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一切乱了。矿山分成两派，机关干部是红联，工人和基层领导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红工。两派开始互相揭发、批斗，都喊着“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”的口号，做的却是互相攻击，挖老底揭盖子，大搞阶级斗争。那时人心惶惶，很多家庭分成两派，儿子跟老子斗，婆婆跟儿媳打，大街上红卫兵押着犯人游街示众的锣声不断。人们像打了鸡血，近似疯狂。

运动刚开始，凭着一腔正义，我也积极参加了群众运动，带领学生下基层，去了解一线工人的具体情况，写了“评92号大字报”，抨击红联的大字报92号。工人们高兴了，机关干部们生气了。后来认真观察运动的发展情况，越看越觉得不可信任，我干脆潜水当骑墙派了。而同事们忙革命忙夺权，有的当了革委会主任，有的当上矿长。朋友为我担心了：“你这样骑墙，到运动结束怎么办？” 我不敢说真话，只能装傻。

我们矿的夺权斗争就像一出闹剧，晚上十点左右大喇叭哇哇地响，一片欢呼“革命胜利啦！”， “红联夺了资本主义的大权啦！” 歌声口号声闹腾了大半夜。第二天，打听到是红联组织一批队员，趁晚上下班时间，把各个科室的印章没收了一大包，藏起来啦。红工不干了，动员群众与红联争权。在人们眼里，那些大红印章就是权，不能让红联独占。大家热热闹闹扯淡了好几天。

后来人们开始互相揪斗揭发，就更热闹啦。一个井下工人，特爱吹嘘，将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按到自己身上，装个大人物。运动进入揭发批判阶段，他的姓名恰巧跟一个反革命分子相同，结果他就成了被怀疑对象，天天遭批斗，挨打挨骂，被关押了很长时间，差点被同伴们活砸煞！结果外调材料来了，那个跟他同姓名的反革命分子早死了，坟头都找到了。他大病一场，侥幸活了。

听教育局的同志说起，他们单位被夺权的事更可笑。一个老农民带着行李到了教育局办公室，把行李卷往地上一放，坐在上边抽起烟来，吧嗒吧嗒一袋接一袋，半天不走也不说话。办公室的人员问他:“同志，你有事？” 他说：“我们公社派我先来占领这块文化阵地，随后他们就来夺权！”

红卫兵们高唱着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......” 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，一下子成了倒霉鬼，当不成红卫兵，带不上红袖章，比同学矮了一大截，有的成了专政对象。孩子们都想当革命小闯将，把打砸抢、不上课不学习、揪斗校长和给老师写大字报当成是革命行动。学校的校长是当权派，也就是走资派，要打倒，蹋上一万只脚。

文革一开始，大家把平日执行的一切制度都推翻，不上课，不听老师的话，把校长老师都当作革命对象。孙绍治是矿中的校长，学生们就把矛头指向他，把他当成走资派当权派来批斗。其实老头是个老实忠诚、没有什么文化的人，也没有民愤，可学生们只知道搞运动，要造反，要斗争，要揪斗当权派，要敢说敢干做革命的小闯将，而眼前最大的官就是他们的校长，他就是当权派，当权派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，就得批斗。所以第一个挨批斗的就是孙校长。在学生眼里，要先把他斗倒批臭，再斗老师。他们把书桌摆成一个大方框，把校长圈在正中间，大家围在四周喊口号，头头们要求大家都发言揭发批判，不发言就是不革命。红卫兵们为争当革命小闯将，胡说八道，乱扣帽子，甚至动手动脚。孙校长的养女孙杰和他的外甥崔某都是红卫兵，也都在场。孙杰看到养父被侮辱咒骂，气极了，当即大声地哭闹起来，掀翻了桌子，踢倒了凳子，打开围着校长的方框，拽着爸爸回了家。红卫兵们目瞪口呆，反而被吓住了，以后再也没揪斗过孙校长。同时在场的外甥，却大不一样，急忙表态，说他舅是走资派，他听党的话，坚决不当保皇派......

周桂兰是我的同仁，教学非常认真，她管理学生有一套，我很佩服。她为了争取入党想要好好表现，却做了好多出力不讨好的蠢事。运动刚开始，矿党委的领导们为了讨好群众、安抚干部们，便放风出来，说党委决定要给大家提升一级工资。大家都翘首以盼，奔走相告这个好消息。周桂兰却来了革命警惕性，纠结几个革命热情高的老师，到党委去抗议，说：“这是走资派和当权派耍的花招，用金钱收买群众，转移斗争目标。我们要革命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臭钱。” 结果党委不敢办了，大家眼看到手的钱飞了，人人心里恨她，背后骂她。她的革命行动，两头不落人。

带学生上体育课，她发明了新口令。她喊：“向左转！” 学生答：“跟着毛主席！” 她再喊：“向右转！” 学生就答：“打倒刘少奇！” 学生感到新鲜，她也高兴得有点忘我。操练时间一长，不小心喊错了，把“打倒刘少奇”说成了“打倒毛主席”。话刚出口，孩子们一下炸了，马上揪住她就地开起了批斗会，说她是借上体育课反党反毛主席，要她低下头向毛主席请罪。她后来是否成了党员不得而知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大串联的消息传到矿山已经很晚，不再让单独行动，必须集体串联，否则车站不发车票。我组织一个六人小队伍，出发了。一路上真开眼界了，车上车下人满为患，到处混乱不堪。车厢里座位底下，行李架上，厕所里，挤满了红卫兵。车到每个站，都不敢打开车门了，好多人是硬从车窗上爬进来的。有个旅客费了好大劲儿挤到厕所门口，竟发现里边挤着五个红卫兵睡觉呢。满满一车人挤在车里，火车走走停停，等待的时间长，开动的时间短，晃晃悠悠好几天。听说到北京仅剩一站路了，大家刚松了一口气，车又停了，北京站站台没空，还得等。等到晚上十点多，才下车排号登记分班，直到夜里12点。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早来的晚到的，天南地北呼兄唤弟乱作一团。我们刚下车的人没地方安排住宿了，大家只能挤在广场上。为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，从东北远道而来的革命小将，竟没有住的地方，情绪越来越紧张，有的忍不住已经开口骂娘。据说是周总理听到了这个情况，亲自来到广场视察，安排大剧院停止了演出，腾出座位让红卫兵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做安排。就这样在剧院住了两天后，才住进什刹海边一户人家，等待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。呆在北京半月，我们天天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。大街上熙熙攘攘，到处是外地人，想打听到哪里走哪条道，没人知道。想快快离开吧，火车只进不出，也弄不到车票。一直等到接见的那一天，我们在支左军队战士的带领下，加入大部队一路奔向西郊机场。这一路可惨了，每到一个路口，就会有一支队伍挤上路面，路窄人多行进速度又快，人们被推挤裹挟着一路奔跑，有的鞋子被踩掉了也无法停下，只能赤脚继续跑。人群像决口的巨浪滚滚向前，又像万马奔腾横冲直撞，嘈杂轰鸣的声浪中，突然听到人们大喊：“停下，停下！快救人啊！”前面一个女孩倒地，被人群踩到了脚底下了......一阵凄厉的救护车喇叭声响。才知道那个女孩子受了重伤，肠子都被踩出来了，救护车刚把她救走。听到如此可怕的事情，我吓坏了，因为我还带着四个女学生呢。

好不容易跑到了西郊机场，按编制排好队，席地而坐，等着吧。从早晨八点出发，等到下午人困马乏，都忍不住躺到地上。大喇叭一声响“毛主席来啦！” 远处尘土飞扬，车队出现了，这次真的来啦。口号声响彻天地，我身前的人呼啦站起来一大片。车队嗖嗖地从队前掠过，我只看见了轿车后面的黄土，腾空而起遮天蔽日。一天的激动、希望和期盼结束了，过去了，我好像撒了气的皮球瘪了。但有些人异常兴奋，又蹦又跳欢呼着“我看到毛主席啦！主席看到我们啦！这是我们最最幸福的时刻！” 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很快大家都反应过来了，真的假的都跟着欢呼雀跃：“毛主席接见我们啦......”

任务完成，无人组织排队了，各自撤回家吧。天色已晚，人又太多，等不起了，顺着人群靠边走吧。来到一条河边，看到一座桥不很宽，桥边又没有栏杆，我们不敢过，避到桥头河边等着看着。一个年轻的支左战士，站在桥中段靠一边，面向人流张开双臂当作栏杆，保护红卫兵们安全通过桥面。突然跑来一群人抢着冲上桥面，速度快人又多，冲撞力量特别大，就见那个战士张着双臂倒栽葱摔到了桥下。如此可怕的一幕就发生在我的眼前，好惨呀！为保护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，英雄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，当天晚间新闻报导了这件事。

这就是我参加的革命大串联，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所闻所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