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 我们家

在范家门里，我们家是最穷的了。听奶奶讲是爷爷不过日子，把分家得到的地给作唆了。听爸爸妈妈说，爷爷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个开明人士，他不像农村里那些没文化的人，死抠着那几亩地。因当时社会大动荡，鬼子、汉奸、军阀混战，民族处于危亡阶段，干什么也不成，只有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了。给八路军买旧棉花，经过漂洗消毒，支援抗战（因为敌人的封锁，捣弄军用物资犯法，新棉花弄不到，只好收老百姓的旧棉花）。为给军队到敌占区购买药物，每逢通“卡子”，那也是一场生死考验，这些事都是不能让我奶奶知道的。为了给八路搜集情报，他得经常深入敌占区去，不可能老在家锄地种庄稼，所以奶奶很反感，两个老人感情破裂。有一次奶奶竟夺过爷爷的大烟袋一折两半，扔到墙外，两个老人就再也没像以前那样和好。后来爷爷被鬼子枪杀了，奶奶亲自去把他被打出的肠子装到肚子里，给他换上衣服盛殓起来。当时爸妈都远在外地抗日，等得到信息赶回家来，已经晚了。

老百姓凡事都讲命。听爸爸讲过我们太爷爷的坟，风水不太好，看风水的先生说过，原先看好定下来的地方，挖开后发现，底下有一座圆形古墓，不能挖下去了，只好往前挪了两丈，在古墓的前边开建太爷爷的墓。墓室大半部分是实地，但往前很小一块就是沙滩，地基不深厚，根要伸展，就会扎在沙子里，注定晚辈没有大芽子发。从太爷爷的兆字辈往下数三代，的确没出个大人物。

我的爸爸在上小学时，就接触了共产党的红色宣传，革命烈士于画舫，是他的启蒙老师。因为他是于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，经常见到于老师和一些外地来访的老师们讲革命的道理，研究一些当时禁读的书籍。所以等他成了省立高中第一届的学生时，很快就成了地下党组织的人员，参加各种地下活动。他曾说，给他们讲课的老师中有丁玲、胡也频等左派，非常受学生欢迎。

就在爸爸快要毕业考试的那年夏天，社会上一片白色恐怖，到处扑杀共产党，学校也笼罩在极端恐怖的气氛中，他们都暗自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。校方为了保护学生，每逢逮人的汉奸队进入学校，打钟的工友就会高声喊起早订下的暗号，他们各自都明白，于是藏起来。汉奸们发现，几次按名单去抓的学生都没逮到，后来只要一到校门口，就先把打钟的工友控制起来，不让出声。学生们以为没发警报就是平安的，下了晚自习都自由活动了，哪知道军警已经悄悄地把学生宿舍包围起来，对着黑名单逐个搜捕。我的爸爸刚洗漱完，回到寝室，坐在桌前写一封回复冯玉祥将军的来信。那时的学生思想也很活跃，他们可以给任何一个崇拜的偶像写信，又因为他们是山东最高学府的第一届学生，新文化的精英，所以军阀们都愿意跟他们联系，以显示自己是儒将，有文化。接到学生的信后，最忙时他们也会让秘书代写回信，而冯玉祥是回了他一封亲笔信，称他“小弟”，信写得很亲切。去抓他的人喊应了他的名字，就叫他赶快穿衣服起来跟他们走。回头看到了冯的信和没写完的回信，就坐下来认真地看。爸爸趁此机会，又从抽屉里抓出了更多的信，放在他手边让他慢慢看，然后不慌不忙边穿衣服边观察周围情况，宿舍门口有两个兵把着门，同屋的四个同学回来了两个，还有一个没回来。爸爸穿好衣服并故意穿了一双硬底皮鞋，轻轻地吹着口哨，端着洗脸盆装作若无其事地往门外走。好奇怪，门口俩站岗的以为已经有人在屋里盯着他了，竟一声没吭让他走出了门。当时爸爸心里也想好了，万一被拦住不让走，他就说要洗把脸再跟他们去。出了寝室的门是一条长廊，他故意响亮地踏着皮鞋，吹着口哨，转出楼门，没有看到岗哨，不远处就是冬青树丛，再往前是更茂密的树林了。他回头一看没有人跟着，扔掉脸盆毛巾，一哈腰钻进树丛里，很快跑到早就看好的暗影里的大墙边。他脱掉皮鞋，把它扔到远远的树丛中，然后爬上一棵离院墙最近的大树，从树上跳到省立高中和另一所中学的院墙上。幸运的是，那一道两米多高的墙顶上，原本是对插着玻璃茬子的，而他爬上去的地方刚修补完，上面还没放玻璃，所以他才能安全的赤脚翻过墙头，跳到了省立高中紧邻的学校里，找到经常跟他联系的老师的宿舍。那位老师一看他光着脚，马上把自己的皮鞋让给他穿，并让他当晚睡到自己床上，自己另换了一双鞋，搬到其它宿舍去休息。那位老师这样安排，是因为害怕军警在省立高中那边抓不到人，到四邻搜查时，无法掩护。他们这里还没完全安排好，就听到对面的院子里警笛声，人喊狗叫声乱作一团，知道是要逮的人逃走了，军警们慌神了，顾不得装模作样，说只抓共党分子，不影响学生休息。第二天爸爸就潜逃到了外地，参加了抗日武装。

在爸爸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有几大事件，他自己也说，他是命大运气好，历经多次危险，最后都死里逃生。

为了组织地方武装，爸爸和他的同志们经常深入敌战区，而敌战区又有敌人的眼线和投敌变节者。潍坊市的革命烈士耿锡章是他忘年交的老朋友，也是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联络员。有一天爸爸从他家路过，跟他把事情交代完了，就回潍北去看家，走了不到半个点儿，国民党的缉捕队，就堵住了耿家的大门，说有人亲眼看见范问渠这个共党分子进了耿家。搜了半天没搜到，便将耿锡章拷打逼问，最后把老人家绑在梯子上头朝下，他还不说，又在梯子底下点上火烤他，直到把他活活折磨死，也没问出人到哪里去了。每逢讲到这一段，爸爸总是涕泪交流地说：“是耿老爷子用命保护了我，如果当时他供出人去了北面范家庄，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得手。”

另一次是爸爸出差到一个联络点，进了村就被坏人发现了。那个联络点的房东老大娘刚好是他的干妈，一看情况不对，前门已经被堵住，就让他赶紧从后门跳墙逃跑。他一连跳过第五家的墙头时回头一看，追他的人已经跳上了第三家的墙头。最后他跳出第七道墙，满以为可以沿着街道跑到城外去，哪知道大街另一端大批的汉奸兵进村了，发现了他远远地跑，就边追边喊：“抓活的，不要放枪！” 那时候爸爸什么也顾不上想了，撒丫子跑啊。快到村口了，后边儿追他的敌人放了一枪，他就地摔了一跤。听后面高喊“打上了，打上了”，追的人也慢下来了。爸爸趴在地上摸了一下腿，没有血，知道没受伤，便“腾”地一下跳起来，飞快地往城外跑去。后面的人原以为他已经被打中了，可以喘口气慢慢地来抓，他这突然的行动把他们弄蒙了，又追。但这时人已经跑到了大河边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也很倒霉，河水中有一颗歪倒在水里的枣树，他被枣树的枝子挂住衣服刺伤了身体，当时也顾不得疼，拼命挣扎，挣脱了树枝，钻进了芦苇丛中。回头看时，大队人马已经站满了河沿。有人指着在树枝上慢慢流着的血说：“看那血，人受伤了，跳进河里淹死了。” 有个人拿枪对着河里和他藏身的芦苇丛里一阵扫射，骂骂咧咧地把队伍拉走了。危险过去了，爸爸仔细检查了一下，衣服撕碎了，裤子也破了，腰里的枪进了水和泥沙，没法用了，不到天黑是不能上岸的。等到黑天了，人静了，他才悄悄地进村，回到了干妈家里。那时的老百姓就是好，干妈给他找出了自己老伴的衣服换上，包扎了伤口，吃了饭，连夜送他返回了连队。那是他生命中的一劫，又让他逃过了。

在潍坊的革命形势趋于低潮时，山东省成立了特支委，爸爸必须要经常在济南与潍县城之间来回奔波，联络。内部出了汉奸叛徒，知道他的习惯是火车到站，最后一个下车，跳下车很快钻进人群中，有时去接他的人也不一定看到他，不知道详情的人很难找到。可他这一次突然心血来潮，一改过去的习惯，火车速度刚一慢下来尚未进站时，他嗖一下跳下火车，很快隐蔽了起来。那天真就是一个叛徒领着汉奸和鬼子都在站台上，满以为能逮住他呢！可等到最后没见到，叛徒带着鬼子兵，马上去了他们经常驻足的地方“汇东大药房”去抓他，搜了一遍没见人，才由东门撤走了。爸爸并不知道这一切，仍然从西门进去，掌柜和伙计们送走了鬼子兵，回头一看，他正站在背后。吓得老板倒退老远，伙计们也吓坏了，赶快把他带到后堂惊愕地说：“来抓你的鬼子知道你今天来，在车站没等到你，急忙赶到这里翻，我们大家刚打发他们出了东门，你却从西门进来了，吓死我们了！”  就是这一次的偶然变化，他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

当年他们的抗日武装大部分是由他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组成。我听爸爸说，后来他们被上级整编成了游击形式。杨国夫是他们的司令员，是上级派来的人，李仁峰是他们的团长。队伍越来越壮大了，就不断有人被派去延安学习，延安也派干部到他们这里。后来派来一位级别较高的干部叫包剑寒的，对他们原有的人员指手划脚无端批评。爸爸看不惯就与他对着干，关系闹得很僵。结果包想出了一个坏点子，骗他说要派他到延安去学习，他知道学习是借口，让他交出权力才是目的，只好暗暗观察。只见包从队伍中抽出部分精壮士兵，偷偷摸摸地集训，封锁消息。到了临近行动的时候，包亲自跟爸爸谈话，告诉他可以带兵通过敌人的封锁线，护送他过铁路。包还说，在铁路这边部队仍归他指挥，手枪仍然带着，但因为铁路的对面是敌占区，过铁路后只能让部队返回，然后爸爸独自化妆潜行到延安。幸好妈妈的一个学生因参加了他们的集训活动，知道内情，便偷偷去告诉了妈妈，叫爸爸千万别过铁路。包设下的计策是以派去延安学习为借口，在铁路北边绝不动手，一旦过了铁路就开枪击毙，理由就是过铁路时他向敌人那边跑，投敌叛变了。那天一支十几人的小分队，让爸爸带着出发了，天黑前到达一个离铁路还有三十里的村庄，扎营住下，让大家好好休息，半夜起来偷过铁路。爸爸下令，他要早早睡觉，谁也不准来他休息的地方打搅。因本来就说好的在过铁路之前队伍绝对服从他的指挥，再加上战士们一天急行军早已困乏，很快就都入睡了。爸爸查岗一圈以后，见没有人盯着，稍事休息，把自己的军装一脱，把早已预备好的衣服换上，枪、皮带和部队的身份凭证等一切物品一并留在屋子里，还写下一张字条，声明自己返回地方去了，便离开了那个陷害他的死亡之地。后来包向解放区发了缉捕令，要求地方党组如果见到这个人，不必报批就地枪毙。所以那段日子，爸爸是进退两难，国民党、日本鬼子抓他，因为他是共产党；而自己的部队又以他是托派也抓捕他。他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。躲过一阵子，他返回了原先组织部队的老家，老同志们都来保护他，都说根本就不相信那份所谓的通知。好在几年以后，这个迫害爸爸的包剑寒自己暴露了，被上级派人来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毙了。实际上包剑寒才是真正的托派分子，被就地处决，给爸爸平了反。

因他遭受包剑寒托派事件的影响，好多原来的朋友，有的丢掉了性命，有的被逼无奈投敌叛变。他曾提及好朋友耿一凡，因受到他的牵连，在延安入狱审查八个月。也说起过另外有一位在胶东军区的西医大夫，是国外留学的，开了一家私营的医院，夫妇两个有了两个孩子。在爸爸“先交朋友后发展为党员”的动员下，他们由同情革命到带着医院全部资产投奔了革命事业。因为爸爸被诬蔑成托派，到处被追杀，他们夫妇两个受到连累，被扣上钻入党内的托派分子的帽子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被拉出去杀掉了。当时他们的大孩子只有五岁，小的一岁，后来怎样了谁也不知道。爸爸被平反以后去找过他们，可是两个孩子早已杳无音信，连影子也没找到。爸爸曾对我讲过：“我最痛心最对不起的，就是这个朋友和他的一家。”尽管经过无数次的事件，爸爸始终坚信共产党必胜。

我的妈妈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，姥爷是军阀混战时期跟随吴佩孚当兵的，曾在烟台市当过一个小官，大概是城防司令吧，时间较短。他重男轻女但不保守。他把女儿送到了教会学校读书（就是原来的潍县洋楼，后来的广文中学原址），受到了美国传教士的启蒙教育，思想开放，没缠足。听妈妈讲过，她从小就活泼好动，爱唱爱跳，是学校教会唱诗班的领唱。教她的杜老师和师娘很喜欢她，一心想领养她，带她到美国去上学，几次跟家长商量，姥爷不同意。那对夫妇回国时，临上火车前，仍然心存幻想，又亲自到姥爷家里去了一趟，请求家长允许把女孩儿带到美国培养。姥爷不耐烦了，严肃地对他们说：“我们中国人能养活自己的孩子，用不着外国人替我们养！” 就此妈妈失掉了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机会。

妈妈嫁到范家门里，是给家里增光添彩了。她是范家庄第一个不缠足、有文化上过洋学堂、见过大世面的媳妇。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开了眼界，都跟着放小脚，剪辫子，胆子也都壮了。每逢她回到家，就会有很多姐妹来听她讲外边的新鲜事儿。那时候的农村很闭塞也很封建，夫妻俩一起走道，得拉开距离一前一后，不敢有任何接触，每逢爸爸和妈妈一起上街，很多人就在身后跟着指指点点地看热闹。有一天，他俩出门又是一帮人跟着。来到村子中间，见到范玉春家像小山样高的一堆黄土（老百姓叫埚垴），爸爸拉着妈妈的手，登上土堆并排站好，跟大家开玩笑说：“来！你们到前面来，大大方方地看吧，济着你们看个够。” 从那次以后，再没有人看他们的热闹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寇制造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。那年冬天，山东省已经人心惶惶，有志的青年人纷纷参加抗日武装，爸妈工作的临淄西关学校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一支武装部队，撤到太行山区，准备打游击。就在这个当口，妈妈怀着我，即将临盆走不了。队伍只好让爸妈留在学校待产，诺大一个学校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。第二天晚上半夜时分，我在寒风呼啸中降生了。没有任何帮助，爸爸做了接生员。过了三天，此事被一个学生的家长知道了，才将大人和孩子接到他们家热炕头上。又过了十几天，风声更紧张了，日本鬼子已经快到山东济南了。爸爸只好求人雇了一辆小推车，一边上妈妈抱着我，另一边压上一块石头，冒着十冬腊月的寒风，一步一步向潍北范家庄的老家走去。爸爸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走到一个村庄他就提前去找住店的地方，老早买好黄酒烧热。等妈妈的车子到来，好让她喝杯黄酒暖身子。可是还没出月子的妈妈，一路上早已冻透，只有贴在胸口的孩子还在怀中睡着。每逢听爸妈讲到这里，我便十分内疚，感到妈妈这一身的病痛，都是因为我的不适当降生给她带来的。到老家后，爸爸回部队了，家中有爷爷奶奶伺候月子。转过年来到三四月份，妈妈在家不放心，因为鬼子已经占领了潍县，国民政府早已南撤，无政府状态下更加无法保证安全。于是妈妈抱上我去部队找爸爸，一天一夜她步行了一百四十里，脚底下的血泡就像花生米一样大。好心的房东叫她把一把麦粒放到嘴里嚼碎做成面筋，糊到放了水的血泡上面，继续往前走。有一天，刚赶到联络点，听说部队就在下一站休整。她顾不得休息，急忙去追。到了那儿，人家却说部队又转移到了下一个地方，因为是游击战，哪有什么固定的根据地。几经周折，妈妈总算撵上了不断转移中的部队，见到了爸爸。他却很不高兴，嫌妈妈带着一个小孩，实在没法儿办。两个人当时就吵了起来，爸爸甚至掏出手枪，逼着妈妈离开。幸好朋友们劝解才拉倒。我知道是那个艰苦环境把人逼得，也足见妈妈为我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。我曾问过妈妈：“那时为什么不在老家好好呆着，去找部队干啥？” 她说：“老家的人都知道你爸妈是当八路的，鬼子汉奸来了，能放过我们吗？只有找到部队才能保护自己生存下去。”

一年多后，妈妈又怀孕了，我没有奶吃了，又无任何营养品，瘦得两根筋挑着个头，眼看着小命不保要完蛋。妈妈怀孕八个月时，为躲避敌人扫荡流产了，是个男孩。那时没有什么措施救助孩子，弟弟一出生就死了。妈妈的奶水又有了，我便吃了重茬奶活了下来。当时爷爷还在，惋惜地说：“为什么不叫建华死了，留着那个男孩子呢？” 我活下来长到四岁，就被送回了祖母身边。三妹出生了。

妈妈很少讲自己，但我知道她是个有胆量有智慧又很会说话的人。曾记得奶奶讲的关于她的故事:

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危险无处不在。有一次汉奸下乡扫荡，闯进了我家，爸爸被堵在家里十分危险，他急忙躲进套间屋里。妈妈面对敌人迎上去，机智勇敢应付他们。几句恰当的话，便把领头的人说得高兴了，感动了，没有行凶也没进屋子搜查。反而跟妈妈扯起了同姓一家的关系，并嘱咐妈妈：“不要出门，好好在家呆着！”头头走出大门，指挥他带的人：“这家搜查过了，赶紧去下家。”

第二天南邻的奶奶来取经，问我奶奶：“全村好几户被抢、人被打，你们家是八路，怎么躲过了这场灾难？” 奶奶说：“俺家华她妈会说话，我听到人家说她娘家姓王，那个领头的说他也姓王，他们同姓是一家子......”  邻家奶奶学会了。汉奸们三五天就来骚扰，几个人闯到她家里，她也出去拉关系，冲着来人就问了一句：“你姓什么呀？” 来人上来就左右开弓搧了老太太两个耳刮子：“妈的，你问老子姓什么，想干啥？” 结果把她家里好一顿砸。同是一句话，却得到不一样的对待。

听奶奶说，妈妈每次带孩子走娘家，从来不用老早准备，赶集扯上几丈布，第二天就会来好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帮忙，裁的裁，做的做，大家边说笑边干活，半天功夫完活儿。仨孩子新裤子新袄打扮得妥妥贴贴，走姥姥家去了。

我家西门外老墓田里长满松柏树，很多年无人管，任其自然生长，乱七八糟很不像样子。人们都有迷信思想，说不能轻易进墓地，得罪了老祖宗，会惹祸招灾。妈妈那年还怀着三妹，不在乎那些胡言乱语。征得村里老人们的同意，带上斧头锯子到老墓田去钏（音chuan：修剪）树，把锯下的大树枝子，拖到我家场院里，再用斧子剁整齐。粗树枝细树条子分开，晒干收藏，冬天取暖用的柴火解决了。我记得，家里有很多树枝堆放在西北墙角和东夹道里。我跐着树枝，爬上墙头去玩耍。奶奶看到就会说：“这是那年你妈妈到老墓田钏树得到的树枝子，还剩下这些粗大的，我舍不得烧火了。”

爷爷被鬼子杀害，撇下好多未处理的账目须要清理核算。婆媳俩便商量好，媳妇管账婆婆管钱，争取尽快把外边的账目弄清。有一天，妈妈带上账本挨家挨户去结算，收回来一大笔钱，跟婆婆一笔一笔交代清楚，并全部交给了她。奶奶就很认真地收起来藏好了。当天半夜里，妈妈发现婆婆房里的油灯还亮着，点灯熬油可是老人最心疼的，她在房中忙什么呢？天刚放亮，奶奶抱着那包钱，一下扔给妈妈，说：“快给你吧，俺可不管了。为了它，俺一夜没闭眼！” 原来，老太太第一次管这麽多的钱，心情又激动又害怕，赶紧藏了起来。睡了一觉，半夜醒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，把钱藏到哪里了。这一宿她翻箱倒柜，折腾了大半夜。好歹天也明了，钱也找出来了。从此奶奶把家中的大事，全部交给了妈妈。

妈妈的智慧和生存能力无人可比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鬼子汉奸烧杀抢掠，经常扫荡。敌后抗日工作者，需要随时转移频繁搬家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妈妈很快就会跟房东搞好关系，亲如一家。有了房东的掩护，全家人多次化险为夷，平安通过敌人的盘查。

妈妈一生孕育了十三个孩子，老大老二是女孩，第三胎是男孩，却在八个月时流产了。老三又是女孩，三个女孩都长大了。随后夭折的流产的都是男孩。战争年代男孩不扛折腾，连续死亡。解放后，妈妈就怕范家绝了后，一定要生儿子继承香火。上苍怜见，又赐给她两男一女，三个孩子平安健康地长大了，可是妈妈的身体却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