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 拨云见日

爸爸的老朋友们凑到一起，经常说起他们年轻时的革命故事，埋怨地方政府不了解情况，错误地计算他们的党龄。因为爸爸是他们最早参加革命的知情人，所以他们商量大伙一起进京上访去。那就是震动山东省的“五老进北京”案。

我听爸爸讲了那段故事。潍坊党史编辑室写的建党档案晚了十几年，错误也很多。他们挑选出的一个女党员，到处去做报告，讲潍坊的建党历史。实际上潍坊的地下党小组成立时，她还是个八九岁的童养媳，她虽然苦大仇深，但是比张福堂、陈园长等那些老党员晚了十多年。老革命们年龄大，又没什么文化，他们的党龄都得不到承认，生气窝火毫无办法。当听说了我被掖县迫害的情况，大家纷纷抱不平，借机动员爸爸带他们去北京找熟人帮忙，上中央找个讲理的地方。那时候潍坊的老革命在中央当官的好多，谁都有老领导老朋友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伙伴，既能够证明他们的革命历史，也能帮忙。出发前大家约好，如果到了北京，不能说来告状，就说是来看望毛主席的，大家跟着主席干革命一辈子，现在老了，退休了，想要见见毛主席，看看中南海，完成一生中最大的心愿。

五老到了北京。耿一帆、王拓、耿道明等老朋友们热情帮助他们住到了招待所里，并替他们提前把上诉的材料递交了上去。第二天他们真的被接进了中南海，杨尚昆亲切地接见了他们，并说：“毛主席太忙了，要见他须等较长时间，各位年龄都大了等不起，不如你们先回去。你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，中央会责成山东省委尽快处理和解决。” 他再三安慰劝说，弄得五个老人都无话可说了。秘书当场打电话，通知山东省委马上到济南火车站接待他们。当时省委的许剑波书记还是爸爸的老相识，当着他们五个人的面，批评潍坊市委对老革命们照顾不好，关怀不到，致使五老到北京告状，惊动了中央。省委已经向中央作了检讨，要潍坊市委马上派车来济南接老人们回家。中央一声令下，省委、市委办事痛快极了。

很快张福堂、陈院长等的退休都改成了离休，应得的待遇也乖乖地给了，他们皆大欢喜，我的案子却没有那么顺利--掖县方面千方百计拖延，承认错误但却不行动，明摆着捣鬼报复呢。爸爸写信给省委催了无数遍，最后省委把案子拨给潍坊协助处理，就这样来来去去一直拖到七二年。掖县教育局实在抗不过，才按程序把我的档案、工作关系转给了我们矿党委干部科，恢复了我的在编干部关系，摘掉了编外黑干部的帽子。黑干部只有干活的份儿，不享受国家干部的任何待遇。